“崆峒来势万山朝，章贡汹汹百家嚣。”群山之中章江与贡江的相遇，汇成了长江的第二大支流赣江，也孕育着一座古城——赣州。
由于三面环水，北宋之前，赣州城常年饱受水患，但自北宋熙宁年间至今的900多年来，却少有水患发生，赣州也因此被誉为“不涝浮城”，而这一切得益于一套古代城市排水系统——福寿沟。福寿沟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城市防洪排水工程之一，自初建至今已历经千年，但仍焕发着勃勃生机，它不仅深深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更成了赣州一张光辉的历史名片。2019年，赣州福寿沟博物馆成立，让人们得以近距离感受古人营城的高超智慧，见证人类古代水利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奇迹。
“浮城”缘起——定址章贡
福寿沟开凿于赣州筑城之后，要想了解其千年不涝的秘密，还要从赣州城的营建说起。
东晋永和五年（349年），时任南康郡（今赣州）太守高琰来到这片环山抱水的土地，他依照《管子》的选址理论，于章、贡二水间的高地上夯土筑城，并将南康郡治地从雩都（今于都县）移至于此。这便是今天赣州古城的最早雏形。
虽然赣州城三面环水，有“浮城”之称，可由于城池建立在高地之上，既“免于水患之忧”，又“借助水运之便”，一度成为我国东南地区的商贸重镇。就这样，赣州走过了500多年的平静岁月。
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群雄割据，烽烟四起，为保护家乡、防止乱军侵扰，卢光稠率众占据虔南一带，自任刺史。由于赣州城狭小难守，为巩固新生政权，相传卢光稠邀请堪舆术士杨筠松为扩城进行规划。经多年扩建，赣州城面积由1.23平方公里扩至3.05平方公里，也由原来的山城变为临江之城。这虽然在军事上利于防守，但城市海拔高度原在100米以上，扩城至渚地后，海拔高度降到90米左右，相差足足有10米，致使赣州城水灾频繁，年年面临江水倒灌的危险。
在此情况下，卢光稠根据杨筠松的建议，“凿址为隍，三面阻水”。由于赣州古城形制似一只趴在江面的乌龟，有“龟城”之称，因此，卢光稠命人沿江修建土城墙，并按照龟背的坡度修建水渠，这既能将城内污水顺利排出城外，又对洪水倒灌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但城市安宁的背后却潜伏着巨大隐患，土城墙抵挡不住江水的浸泡，在洪水季节脆弱不堪，城墙裂缝、塌方的情况时常发生，甚至倒灌入城，造成大片房屋倒塌，常有百姓溺毙。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嘉祐年间才有所改善。1056年，赣州城迎来了一位新知州——孔子第四十六世孙孔宗翰。
孔宗翰初至赣州，即遇连日暴雨，继而山洪暴发，城墙崩塌，洪水肆虐，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惨重。他下定决心，必须筑起一道坚固的城墙，抵御城外的洪水灾害。
据《赣州府志》记载，孔宗翰“伐石为址，冶铁锢基”。他把原来的土城墙改成砖城墙，并把熔化的铁水灌入城墙缝隙，待铁水冷却，墙体变得密不透风，以此抵挡江水侵袭。孔宗翰巧妙地将城墙打造成为了一道阻水的屏障，再也不像从前的土墙那样容易因洪水侵蚀而倒塌。对此，苏轼赞道：“始作石城，至今赖之。”宋城墙历时近千年，至今对赣州防洪仍起着重要作用。
只是孔宗翰怎么也没想到，高大的城墙虽然能够有效阻挡洪水的灌入，但与此同时也将城内的积水牢牢堵住了，导致赣州城内涝频发。据南宋曾敏行的史料笔记《独醒杂志》记载：“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
出现这样的情形，孔宗翰始料未及，不久后他便离任了。如若孔宗翰的“伐石筑城”并非治水的关键，那赣州的水患该如何破解？
赣州在等待历史给他们带来一位不朽的人物。
福寿双沟——雨而不涝
纵观浩瀚历史，总有一些杰出人物置身时代关口，书写不朽业绩。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两浙转运判官刘彝奉命转知虔州（今赣州）知军。于刘彝而言，这或许只是自己人生仕途上的普通一站，但对赣州而言，他们迎来了一位改变城市命运的英雄。
刚刚踏入赣州城，刘彝就注意到了城内尚未干燥的积水，经询问得知，原来是城墙导致积水无法有效排出城外，百姓长久处于内涝带来的苦痛之中。
为了解决城内积水问题，刘彝首先对虔州城进行了详细勘察，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内涝的办法，那就是在城墙之上开凿水窗。据《独醒杂志》载：“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启闭以时，水患遂息。”
今天人们还能看到，赣州古城的城墙上有几个圆圆的洞口，不时有水从中排出，这便是刘彝所设计的水窗。水窗运用水力学原理，当江水水位高于排水沟水位时，在水流压力差的作用下，水窗就会自动关闭，避免江水倒灌城中；当城区水位高于江水水位时，水流就会冲开水窗，把洪水从城内排出。
只是水窗的设计应对的主要是平常年份的雨水量，而且水的流速与地面的坡度是直接相关的，倘若遇到暴雨，在城内积水与江水齐涨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刘彝意识到，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做到高效排水。他根据赣州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形特点，采取了分区排水的原则，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完善了两个排水干道系统，在缩短排水距离的同时，扩大排水沟断面，加快流速。由于两条沟的走向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纵横纡析，或伏或见”，故名福寿沟，全长约12.6公里。
“寿沟受城北之水，东南之水由福沟而出。”福沟系统的主沟从南门经过今建国路中段—均井巷—攀高铺—八境路（涌金门）将水排到贡江，全长大约11.6公里；寿沟系统的主沟经过今新赣南路—大小新开路—西津路—西门，通过西门口、城脚下两个出水口，最后将水排入章江，全长大概1公里。
作为一项系统的水利工程，福寿沟的排水系统不仅是下水道那么简单。它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地下排水沟、城外防洪墙、地面池塘和水窗，其工作原理被概括为“通、集、运、滤、蓄、排”6个字。
“通”就是畅通，福寿沟设计的时候，沟体有大有小，有高有低，就是为了不断改变沟体的切面，来保证水的流速。
“集”，即为收集，将明沟、暗沟之沟的水一起汇集到福寿沟内。福寿沟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在地下沟渠分布的路面上或民宅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铜钱状”的排水孔。排水孔上的孔洞，能阻挡树枝、石块以及日常的生活垃圾进入福寿沟。美观又实用的过滤网设计，让福寿沟排水通道不被堵塞。
“运”就是搬运，通过度龙桥把福寿沟的水进行集中，然后一起运到章江和贡江里去。
“滤”就是过滤，福寿沟每隔一段，就在沟体的下方设置一个30多厘米深的沉井，泥沙垃圾等流经此处便下沉井中，清通人员只需定时清理即可。
“蓄”，即为调蓄，据史书记载，赣州古城一共有100余口与福寿沟相通的水塘。这些水塘如同“海绵”，当江水高于沟渠水位时，城内汇集的雨水将暂时储存到水塘中，待水位下降之后，再通过福寿沟排入江中。一方面，池塘增加了城市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以此减少城区淹没的面积和时间。另一方面，池塘在城市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中，起着调节气温、改善气候、美化环境等作用，并有养鱼、溉圃和污水处理利用的综合效益，这也是今天海绵城市理念的雏形。
“排”即为排放，根据水力学原理，刘彝在福寿沟末端排水处设置了水窗，视水情开启和关闭。水窗及其排放系统是福寿沟设计中最具科技含量的设计之一，它由外闸门、度龙桥、内闸门和调节池四部分组成。古人的排水智慧在于借势，因此在修建排水沟时，会根据古城内各个区域的高低，修建大小不同的沟渠，来增加水的流速。
这套极富创意的综合性排水系统，既防洪、抗洪，又解决了城市污水排放的问题，赣州古城几乎“千年不涝”。今天人们将这一防洪排涝经验总结成了八字箴言：防（防护）、导（疏导）、蓄（蓄滞）、高（高处选址）、坚（坚固城墙）、护（及时维护）、管（妥善处理）、迁（趋利避害）。这八字方略至今仍然在城市防洪排涝中发挥作用，也为世界防洪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可以说，福寿沟的存在已经超越了排水功能本身，它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市政建设“师法自然”的永恒注解。
遗德不朽——民今思之
在治理好赣州水患后不久，刘彝便转知桂州。他在赣州的时间不长，前后大概也只有两年时间。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两年不长，但对于赣州来说，因为刘彝的到来，这座城有了特别的永恒回忆。
在赣州福寿沟博物馆的显著位置，有一尊刘彝的雕像，手执书卷，身侧立一铁铲，体现了他“知行合一”的精神。也正如他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许天赐奇才正是让他学以致用、造福百姓。
作为水利专业方面的专家型官员，其实在福寿沟之前，刘彝在治水方面就已颇具声名。他的恩师胡瑗曾向皇帝推荐他时说“善于治水”。王安石上书说他：“聪明敏捷，有济务之材，堪当大任。”而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是治理好东京汴梁城的内涝。宋神宗年间，东京汴梁城因长时间降雨，汴河大幅上涨，正是刘彝“但启杨桥斗门”的建议巧退了洪水。
或许正是因为这次治水有功，才会为日后治理赣州埋下伏笔。翻开史料，我们惊奇发现，治理水患只是刘彝在赣州的德政之一，此外他还著《正俗方》。史载，针对当时虔州百姓疾病不知医疗、信巫祈鬼的风气，刘彝组织编写《正俗方》，专论伤寒，勒令巫师学习此方，以医为业，从而转变当地风俗。
另据《东轩笔录》记载，当时江西闹饥荒，常有人将幼婴抛弃在道路上。刘彝在交通要道张贴布告，疾呼所辖县、镇百姓收养弃婴，规定每日每婴发给广惠官仓米2升，每月抱婴至官府验视1次。此举备受欢迎，百姓因此皆愿收养弃婴，以致虔州传说有“甘霖普降，瑞莲绽放，瑞塑之应”的新气象。
刘彝的这些善举，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明朝赣州选拔四贤，刘彝在赣州历史上众多官员中脱颖而出，成为赣州的四贤之一。“四贤”指的是赣州历史上著名的赵抃、刘彝、周敦颐、文天祥。
今天，矗立在赣州江南宋城景区的四贤坊上，镌刻着一副对联：“赵抃疏险滩，刘彝福寿惠千古；濂溪创理学，文山丹心昭四贤。”赣州人将刘彝和赵抃、周敦颐、文天祥并列，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回望福寿沟护卫城市的千年岁月，这座地下工程给予当代的启示，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远——它以千年不衰的运转，诠释着中国营城智慧中对“天地人”的深刻理解：最好的防洪工程，是顺应自然的智慧，更是造福苍生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