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博的馆藏可谓蔚为大观，如果非得推举其在全国同行里独具特色的代表作，当在书画、陶瓷和“三燕”遗迹中寻觅。
簪花仕女与虢国夫人——可寻千年中国书画脉络
想了解1000多年来中国书画演进的脉络，看辽宁省博物馆的藏品就差不多了。
这里是中国收藏晋唐宋元书画数量最多、品质最精良的博物馆之一，更难得的是环环相扣，形成了基本完整的体系：包罗万象的汉魏墓室壁画、华丽张扬的唐代人物画、各有所长的宋辽山水花鸟画、超逸洒脱的元明文人画、丰富活泼的明清风俗画……
绢本《簪花仕女图》是全国乃至世界公认的唯一一件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它用工笔描绘了5名正在庭院里看风景的贵族仕女和1名擎着扇子的侍女。这些丰腴美人堪称时尚代言人：一身华丽的低胸曳地长裙，外披薄而透明的大袖衫，蛾眉轻画，头上顶着牡丹、海棠、芍药之类的折枝花。几名仕女有的在拿拂尘逗弄小狗，有的在捕蝶，有的在拈花沉思，神色恬静柔和。不管是肌肤还是纱衣，都被作者的笔触渲染得那样灵动，令人毫不费力就能想象出实物的质感。《石渠宝笈续编》说它的作者是周昉，乃中唐著名画家，曾拜张萱为师，最拿手的题材是“秾丽丰肥”的贵族仕女和佛像。很长时间里，说到唐朝美人，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幅画，影视剧里的杨贵妃头上也总顶着大朵牡丹。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诗圣杜甫《丽人行》传神描绘的大唐奢华场景，我们今天能在辽博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清晰地领略到。
虢国夫人是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三姐。盛唐时期，人们喜欢在春天出游踏青，不光能饱览美景，据说还能破除不祥。这幅画像一支流畅的乐曲，充满了节奏感和韵律感。整个游春队伍前面三骑松、后面五骑紧，疏密结合，单双错落，层次分明，人物在整齐统一的行动之中，又有展现身份和个性的微妙变化，显得更加丰富自然。画里的仕女曲眉丰颊，妆束富丽，是不折不扣的盛唐风貌：健硕、雍容、舒展、乐观。
《虢国夫人游春图》的作者是周昉的老师张萱。不过，眼前的这幅艺术珍品不是原作，而是北宋晚期摹本。画上有瘦金体题字“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书写者是金朝第六位皇帝章宗完颜璟，他是宋徽宗的“铁粉”，而摹者正是宋徽宗赵佶，“天水”是宋朝皇室赵氏的郡望。
宋徽宗更知名的画作是《瑞鹤图》。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庆祝元宵节时，汴京宣德门上空祥云缭绕，一群白鹤久久盘旋，还有两只竟然停栖在屋顶的鸱尾上，群臣纷纷仰头赞叹。多才多艺的皇帝觉得这是有利于巩固统治的吉兆，就高高兴兴把它画了下来。然而，十几年后，北宋就灭亡了。
在馆藏绘画中，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元代赵孟頫《红衣罗汉图》、元代王蒙《太白山图》等，都是中国绘画史上响当当的存在。就连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图》也曾被辽博收藏，只不过后来被调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而辽博的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几乎比张择端同名画作长了一倍，只是主角换成了明代中叶的苏州。辽博的另一幅《姑苏繁华图》，由清代宫廷画家徐扬创作，比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卷还要长，达到了12米多，历时24年完成，单是乾隆就在其上盖了12枚皇帝御览之章。
在馆藏书法中，晋代小楷《曹娥诔辞》、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千字文》、张旭狂草《古诗四帖》、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万岁通天帖》、怀素《论书帖》、宋徽宗狂草《千字文卷》等煌煌巨作，让哪座博物馆不艳羡？
辽博书画精品之所以如此丰富，原因是许多作品本是清宫旧藏。末代皇帝溥仪用心挑选千余件偷运出宫，几经辗转，最后有100多件入藏辽博。只是这些脆弱娇贵的宝贝不能天天“上班”，所以有机会在特展里出现的话，千万别错过。
元青花与鸡冠壶——阅读陶瓷上的艺术史
1976年，杨永盛先生于辽宁省鞍山文物收购站征集到一件近40厘米高的硕大八棱青花瓷罐，据捐献者说，平时家人把它当作腌制鸭蛋的罐子使用。因缘际会，这一次相遇，后被文物专家鉴定为“元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的国宝惊现世间。
此罐作八棱体，施青白釉，胎体硕大厚重，通体青花绘纹饰五层，腹部八面绘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晶洁、绘画生动。青花色泽青中泛紫、淡雅柔和、气韵非凡。目前公认的馆藏元青花存世300余件，珍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多为镇馆之宝。而元青花八棱罐，全世界仅有两件，另一件出土于泰国。
唐三彩釉塑贴云龙纹三足罐，1972年出土于朝阳市唐韩贞墓，造型浑圆古朴，龙纹勇猛矫健，神态生动，富有立体感，正中釉彩华丽鲜亮，为三彩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五代耀州窑青瓷飞鱼形水盂，1971年出土于辽宁北票市，白瓷胎，飞翔状的双翅高高振起，高翘如船的鱼尾呈“U”形，如一条披鳞展翼、腾空跃起的出水游龙。水盂的鱼鳞和羽毛采用浮雕，翅膀和鱼尾上点缀着水珠颇具装饰性。此件水盂不仅为耀州窑的精品之作，也是北方青瓷的代表器物。
辽博馆藏的陶瓷器当中，要数辽代的最有特色，被誉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枝奇葩”，其内蕴的契丹民族的文化审美、装饰韵味和精神力量，对草原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给予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辽博有常设辽代陶瓷展，代表作是绿釉贴塑团龙菊花纹鸡冠壶，壶体顶部两个小孔用以穿绳，便于随身携带。壶体上菊、牡丹、团龙等中原常见纹饰经过印花、贴塑、刻画等装饰技法也呈现出生动写实的神韵，使得鸡冠壶的细节更显细致精美，鸡冠壶上仿缝合线的针脚纹、皮扣等显示出了强烈的契丹民族风格。
辽代陶瓷器一部分受中原文化影响，比如在唐三彩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辽三彩。三彩釉印牡丹双蝶纹海棠式长盘是又一件极具特色的辽三彩瓷器，器物的造型采用了八曲海棠花式，粉红色陶胎，胎质细腻，外壁施以黄釉，盘内施以三彩釉。盘边沿印卷草纹，盘中印有一朵由绿叶包裹的红牡丹，两只蝴蝶面对面飞舞于花间，整体造型精美异常。
白瓷铁彩卧虎形枕是宋辽金时期非常流行的器形，无论是老虎的体态还是花纹都惟妙惟肖，展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
古人为什么睡瓷枕，不嫌硬吗？
瓷枕兴起于隋唐，宋辽金时期流行开来。炎炎盛夏，枕在上面清清凉凉，极其舒服。而且，古时候女子的发髻相当繁复，梳好一次，就得顶很长时间，如果躺在软枕上的话，很容易弄乱，有了瓷枕就不用担心了。还有人说，如果用瓷枕，一翻身就会醒，睡觉时间不会长。所以古人这样督促自己，少睡懒觉，抓紧时间读书或者劳作。
鸭形玻璃器与金步摇——看见“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三燕”
现在的玻璃制品司空见惯，毫不稀奇。然而，在古代玻璃却是能与珠玉相媲美的贵器。现藏辽博的鸭形玻璃器，如果不说身世，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却是稀世之珍，而且是来自遥远的罗马帝国，又在十六国之一的北燕的冯素弗墓里沉睡了1500多年，依然相当完好，只是表面有一丁点儿银绿色的锈浸。
这只小鸭子扁扁的嘴巴大张着，肚子鼓鼓的，还拖着细长的尾巴。
它的材质是半透明的淡绿色玻璃，先吹制出身躯，然后趁热将玻璃条粘上去。这件玻璃器的稀世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全球唯一一件早期动物形象空心玻璃制品，它巧妙的设计工艺更为后人叹为观止——该玻璃器在中空放置的时候，因重心在前无法自行立稳，只有腹部加入液体超过器皿的二分之一时，身体后半截变重了，才能实现平衡。
位于辽宁北票西官营子的冯素弗墓还出土了其他玻璃器，其中一件侈口玻璃杯同样是罗马帝国晚期生产，呈深翠绿色，像澄澈的湖水，无模具吹制成型，气泡和杂质都很少，工艺精良。
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同一时期的墓葬里从未出现这么多玻璃器。专家考证得出结论，这些玻璃舶来品都是走“草原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这条路贯通了北方游牧民族掌控的地区，将东北亚各政权与西域、欧洲连接起来，鸭形玻璃器可能是从北方游牧民族柔然来到北燕。
北燕是辽西“三燕”之一。自公元3世纪起，慕容鲜卑部先后以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为都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权。龙城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冯素弗墓还出土了“范阳公章”龟钮金印，正是根据这印章上的官爵，对照史书，才确定了墓主人是冯素弗。
1956年，考古人员首次在辽宁北票房身村发现慕容鲜卑墓葬，60多年来通过对前燕袁台子壁画墓、北票喇嘛洞墓地、后燕崔遹墓、北燕冯素弗墓以及三燕龙城的发掘，三燕文化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对研究慕容鲜卑乃至魏晋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花树状“步摇”金饰是“三燕”的又一件国宝，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房身村。
步摇冠起源于中西亚，大约在汉朝传入中国。类似的金冠在朝鲜半岛上的天马冢等新罗古墓、阿富汗的蒂拉丘地都有出土，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鲜卑贵族喜欢佩戴金冠，上面的花树之类装饰一行步就会跟着摇动，故称“步摇”。据说慕容部的名字就是“步摇”的音转。
文物“富矿”冯素弗墓还惊现一对鎏金木芯马镫。马镫的芯由桑木条制成，表面覆盖着鎏金铜片，用细小的鎏金铜钉固定在芯上，镫孔内面钉有铁片，涂着光亮的黑漆。
这对马镫的出现意义非凡。它们是目前唯一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早期双实物——冯素弗是在公元415年下葬的。
学者考证，在三国或西晋（也有学者认为是东汉）出现了单马镫，如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的陶俑。单马镫用来踩踏借力，挂在左前方靠近鞍桥的位置。南京象山7号东晋墓（不早于322年）出土了装有双镫的陶马俑，与冯素弗墓实物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有了马镫，才能更顺当地操控坐骑，不光安稳、省力，还让人和马真正变成一个所向披靡的整体，腾出手来射箭挥刀，战斗力翻倍。
大约在6世纪，马镫传入西方，大放异彩，被称作“中国靴子”。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说，在欧洲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中国的火药帮助摧毁了它；而在最初，中国的马镫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确立。
